獅城，原遂安縣治，1959年新安江電站建成蓄水后被淹沒。
原遂安縣，始建于東漢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初名新定縣，治所設(shè)在武強木連村溪北（今汾口仙居）。過414年后（即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徙治所于十七都五獅山下，至1959年淪為水域，成為一處“水下古城遺址”。
唐高祖武德四年，獅城作為遂安縣治新基，盡管歷代縣志未詳其徙縣治于五獅山的原委，但今人仍然可從隋末汪華起義、唐武德四年復改遂安郡為睦州并隸屬江南道等一系列歷史事件和社會變革中見其端倪。其中既是強化唐王朝集權(quán)統(tǒng)治的需要，也是遂安縣境社會發(fā)展和加強自身安全防御的需要。一言以蔽之，獅城肇遷，也是古代理想環(huán)境觀主宰下防御性風水模式的深層體現(xiàn)。
歷代遂安舊志，均在其“方輿?形勝”條中沿用如此一段話：“遂安當嚴陵（舊嚴州府的別稱，為古桐廬）上游，東望臨安（特指臨安昌華），西通姑蔑（指代衢州），南連寶婺（指代婺州），北接新都（新都郡，指代淳安）。其縣治則婺峰環(huán)其前，五獅（五獅山）擁其后，襟帶武強、龍渡（武強溪：溪出十三都白際嶺，至中州過武強山，達縣治南合遂安源水，繞郭而東四十里入淳安境，又二十里入新安江；龍渡即龍溪：在縣東北，自淳安縣境發(fā)源，南流至縣東二里許，經(jīng)龍渡橋入武強溪）諸溪，時臂六星、文昌諸閣，雖不通大驛，實浙東勝壤也?！币馑际置靼?，雖說山深地僻，比不上通都大邑，卻不失為休養(yǎng)生息理想環(huán)境。
古人對于山水模式選擇，主要指對城市或聚落四周大環(huán)境選擇，十分講究“龍、穴、砂、水、向”諸大要訣?！褒垺保缀簟褒埫}”，即指穴場周圍層層環(huán)繞山體。來脈遠，往往就水長流?！把ā?，即點穴?！吧啊保床焐?，是指與主龍脈相伴的小山。各種砂因排列位置與所起作用不同，又有各種各樣名稱?！八?，即水來去。知道水源頭，也知道了山發(fā)脈。同樣道理，知道了水盡頭，也就知道了龍落脈?！跋颉保戳⑾?。
據(jù)舊遂安《山川圖》所示，獅城選址，可謂古代防御性風水模式之杰構(gòu)：“婺峰環(huán)其前，五獅擁其后，襟帶武強，龍渡諸溪”；周圍又有眾山層層環(huán)繞，如東部的梅山，南部的猥嶺，西部的大連嶺，北部的三臺山（一名金紫山）為其祖山發(fā)脈。其中三峰卓立，秀入云表，為一邑鎮(zhèn)；婺山南峙，孤峰峭立，為一邑之望。肇遷之初選址，與古人環(huán)境觀所追求的典型空間模式，即“后有鎮(zhèn)山，左右有砂山護衛(wèi)，前面有碧水環(huán)練”之要求無不合拍，這是獅城構(gòu)架最為重要特征。
眾所周知，水在我國古代聚落選址中占有重要地位。用“風水”理論說，水是氣的標志，“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郭璞《葬書》、《四庫全書》“術(shù)數(shù)類”）。水能聚氣，特別是象“武強”、“龍渡”如此呈環(huán)抱狀“水”，最能聚氣。
據(jù)舊志《山川圖》和《方輿志?水》表述，獅城選址之初，為了確保城池的充分“聚氣”，還刻意將二條澗水引入城池，構(gòu)成“雙澗聚氣”大吉環(huán)境，這是古嚴陵6縣中無與倫比、獨具匠心之作，被舊志冠以“縣城澗水”，并錄有雙澗來去走向。民國十九年本遂安縣志，對此有詳明記載：“一自語石山（縣西5里，一名高山）發(fā)源，東流折向南，由十畝?水門入城，經(jīng)姚家太平橋、西街，至黃家田；一自大西門外長淮源（縣西5里，即長陔山）發(fā)源，東流至水門入城，經(jīng)儒學前，至黃家田會流，經(jīng)烈橋出小西門水門，折向南從勸農(nóng)橋入武強溪?！边@可自當為獅城構(gòu)架的第二個特征。
至于它的第三個特征，可以用“我國傳統(tǒng)風水環(huán)境理論與城市空間布局，在獅城構(gòu)架中得以充分發(fā)揮”的措詞來表述。根據(jù)已知獅城空間，主要體現(xiàn)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城墻和城門排列。古代城市城墻較為規(guī)則，尤其是國都城墻多呈方形；而州、縣之城，因受地形和堂局所限，城墻不規(guī)則，有方有圓。獅城城墻，當屬不規(guī)則之列。但是，古人對于城門“開法”， 十分審慎，且大有講究。古人認為，城門關(guān)系到一方居民日常生活，維系著民眾的生命和財產(chǎn)安危，必須通盤考慮，慎之又慎。別看古書總以“吉兇”等字眼來對村落、宅基空間和環(huán)境作評價，那并不是空穴來風的封建迷信，而是根據(jù)人們是否能從該環(huán)境中受益為標準的。因此，古人的城門開法，通常是在城市東、南、西、北四個正位開門。不過也有在四隅另行開門者，但有個講究。比如，古人認為：“東北方位是不吉利方位，那個方位代表‘鬼門’，是兇煞之方”。獅城幾乎不折不扣地遵循傳統(tǒng)空間模式，即：“南門之樓，宜用水星，又不可太高，如太高，或作木星，則主民奢而防火；西門之樓，宜作土星，亦不可太高，高則屬金，主風俗兇悍而多浮蕩；惟東方之樓必作木星，又要比西、南高些；至于北門則必作土星，要又高又大。北門為迎氣門，不獨要?得小水，又必要迎得生氣入城，故北門樓要高大，可以枕為樂，以其就勢，方為全吉。”（見《陽宅會心集》卷下“開城門論”）。簡而言之，“左（東）門樓比右（西）門樓要高大”，符合風水中青龍之砂要高于白虎之砂“四神結(jié)構(gòu)”范式；而“后（北）門樓比前（南）門樓高大”，則符合了風水空間結(jié)構(gòu)“藏風聚氣”要求，而且亦與我國傳統(tǒng)建筑所講究從北往南、景物高度逐次漸低之“景觀排列”模式合拍。所以，獅城門樓設(shè)置，除了表象上“吉兇觀”外，不僅符合風水原則，而且具有特定賞景和巡視功能。
第二、“天人合一”的傳統(tǒng)文化在獅城構(gòu)架中得以充分體現(xiàn)。由于深受傳統(tǒng)“天人合一”思想的影響，地上城市往往成了天上寫照，以致人們把地上環(huán)境依憑著的城市視為宇宙象征。比如，京都紫禁城，州縣“正堂”衙署，以及文昌閣、六星亭之類，無一不是仿效天象所致。又如，我國“四大民間傳說”中梁祝化蝶、董永與天仙鵲橋相會、孟姜女哭坍八百里長城和白娘子水漫金山，無一不受“天人合一”傳統(tǒng)文化思想的影響。因之，有學者坦言，“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核心之一，想必亦是言之成理，持之以故。茲將遂安舊志有關(guān)“分野”考據(jù)譽錄于此，以佐證“天人合一”思想的普遍影響?！吨尽吩?，“漢天文志，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地理志，吳地斗分，越地牽牛婺女，而丹陽等郡盡屬吳分野。新定（晉太康元年易名遂安），在漢隸丹陽都尉治，則遂當南斗須女之分，不專屬須女明矣。晉天文志，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斗一度。（按：古丹陽歙地與會稽之富陽接，是牛斗之交也，遂安析自歙縣南鄉(xiāng)，豈專屬越元命苞？?泥于新定舊以婺名邑為解。）夫所謂婺者，以婺山得名，而婺山?jīng)Q非以婺女得名，如以婺山為婺女之纏次，則揚越均得名婺，又不直一新定矣。”不過，這種以“斗、?！狈忠爸畷緫T例，早已被先進經(jīng)緯度地理坐標所取代。所以，民國19年本遂安縣志在“方輿?分野”中新辟經(jīng)緯線條，注入“遂安在東經(jīng)二度十五分，北緯二十九度三十分”內(nèi)容。
第三、古人喜歡面南而立，講究“向明而治”。因此，“坐北朝南”（即后有靠山，前有流水環(huán)抱）便成了典型風水模式。這個“坐”是一種典型模式，就是必須背靠在城市中軸線北端。如果獅城是正南北向的，那就是可以直接以北極星為參考點來確定中軸線，但獅城地形和地理位置并不具備這一條件。如同民國時期測繪《遂安縣治圖》所示，獅城中軸線確定，顯然是依地形，并以“正穴”所在地中心點來確定中軸線的。這個“正穴”多在縣署所在地，而縣署通常就在中軸線上?？偠灾{城中軸線確定，巧妙地兼容了“依地形而定”和“以正穴所在地中心點而定”等多種傳統(tǒng)方法。
?。ū酒婕皞鹘y(tǒng)“風水”理論與“城市空間模式”等，參見劉沛林《風水?中國人的環(huán)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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