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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藝敏

　　淳安歷史上共有三位狀元，而南宋時期占了兩位，他們分別是遂安瀛山書院的詹骙、淳安石峽書院的方逢辰。這不是偶然現(xiàn)象，證明書院文化教育成就斐然。書院性質雖屬私學，卻為中國官場培養(yǎng)輸送了一大批棟梁之才。

　　我于去年出版的《是真名士自風流》一書中，寫了16位淳安歷史名人，沒有把方逢辰收錄進去，基于兩方面原因，一是方逢辰一脈世系圖譜傳承有序，大體清晰，無需再去考證；二是有關他的介紹文章已經夠多，無需再去贅述。我喜歡帶點挑戰(zhàn)性的工作,別人嚼過的饃吃著不香。近期有人看到我還在寫淳安人物，問是不是打算再出一本續(xù)集？我內心自問，若果如此，如何給方逢辰定位呢？

　　一

　　最佳點是從書院入手。

　　方逢辰重視教育，他曾說過：“今天下人心陷溺甚矣，急起而救之，責在學校?！保ā度挝摹罚┧沁@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一生中起起伏伏，七起七落，在宦海中沉浮。不如讓他早點登場吧。

　　方逢辰（1221年--1291年），原名夢魁，逢辰二字是理宗皇帝欽點狀元后賜的，于是他便以“君錫”為字。方逢辰與黃蛻、何夢桂三人肄業(yè)于石峽書院，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黃蛻廷試第二名，俗稱榜眼；方逢辰跑去祝賀，留詩戲言道：“狀元留后舉，榜眼探先鋒”，意思說你這榜眼先去探探路，狀元還是留待給我吧。雖然沒有挑明了說，黃蛻還是聽出了弦外之音，這才是方逢辰的性格。他打趣著回道：“欲將狀元留地位，先將榜眼破天荒”，黃蛻心想書院創(chuàng)辦七十余年，從未有進入一甲序列的考生，那就讓我來破了這天荒，才好把狀元位置留出給你啊。

　　托黃蛻吉言，三年后（1250年）方逢辰果然考中狀元，恰好30歲。這一年，嚴州知府趙汝歷在府衙正街為方逢辰建造“狀元坊”，牌坊背面題“甲第魁首”四字，榮耀尊顯。事隔十五年（1265年）后，何夢桂又中一甲第三名探花。一時間，石峽書院名聲大噪。

　　二

　　方逢辰初入官場只補了一個無關緊要的“承事郎”，后遷僉書平江軍節(jié)度判官廳公事。平江軍就是今天的蘇州，相當于市政府秘書長一類的職務。寶祐元年（1253年），召為秘書省正字，三年，方逢辰上疏理宗，指斥宦官與奸佞擅弄威福，言辭偏于激烈，理宗大為不悅，方逢辰只得告病求去。次年，程元鳳升任右丞相兼樞密使，他極力推薦方逢辰，遭到朝中大臣反對，理由是說他“交游學舍”。

　　“交游學舍”竟然成了一項罪名，這里的“學舍”應指書院一類的私學，方逢辰接受各地書院的邀請，去講學授徒，傳播理學思想，這是官方禁止不被允許的。

　　開慶元年（1259年），召為著作郎，次年是景定元年，兼權尚書左郎官，不久又因上書言事，得罪權相賈似道而罷官。方逢辰索性應聘婺州學堂，開壇授徒，盛況空前，從游者達數百人之多。景定二年（1261年），復出任婺州知府，不久又罷。再出任嘉興知府，屁股還沒坐熱，又到瑞州（今江西高安）任知府，不等屆滿又被罷官。景定總共不到五年，方逢辰在此期間起起復復折騰了三回。

　　度宗即位，咸淳元年（1265年），召為司封郎官兼直舍人院，實錄院檢討官，尋遷秘書少監(jiān)、起居舍人。其后歷任秘閣修撰，三年，出為江東提刑，徙江西轉運副使。五年，權兵部侍郎。七年，遷吏部侍郎……累官至戶部尚書，丁母憂去國，從此絕意仕途，歸隱石峽書院著書講學，終老一生。

　　宋亡之時，方逢辰59歲，正是暮秋時節(jié)。元世祖忽必烈下旨征召他，派出的使臣級別不低，是御史中丞崔彧，國家最高監(jiān)察機構負責人。既然是皇帝征召，直接拒絕駁回多有不便，不妨委婉一點，賦詩言志吧，題為《被召不赴》：

　　萬里皇華遣使辀，

　　姓名曾覆御前甌。

　　燕臺禮重金為屋，

　　嚴瀨風高玉作鉤。

　　丹鳳喜從天上落，

　　白駒須向谷中求。

　　敲門不醒希夷睡，

　　休怪山云著意留。

　　萬里之外皇帝派遣使者，來征召于我。無奈歸意已決，心如止水，哪怕是用燕昭王招賢納士所筑的黃金臺，以及黃金打造的屋子，自己也絲毫不為所動，愿學那東漢名士嚴子陵，隱居垂釣于嚴陵瀨，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白色的駿馬本應有遠大的志向，不應該縶于空谷之中。這里的丹鳳和白駒比喻賢者和隱士，但因生不逢時，迫于環(huán)境就連白駒也只能“向谷中求”。想當年隱士陳摶，曾受周世宗召見，高臥不醒，堅不出仕，怪只怪山林白云著意要挽留于他。

　　如今，山林白云著意挽留于我，這一留便是終身的約定。崔彧是文臣也是直言敢諫之人，他對方逢辰心存敬意，既然話說到這個份上，再勸已然多余。與白云有個約定夠浪漫的，崔彧不禁心生羨慕。

　　“石峽書院”無疑是最好的約定去處。

　　三

　　去年“5·18”國際博物館日，淳安博物館為胡建民的水下古城攝影，成功舉辦了一個展覽，60余幅照片的文字說明由我撰寫，當我看到他傳送過來“石峽書院”內拍攝的照片時，不由得有些小激動。其中豎式石匾“理學名家”，四字楷體陰刻，乃度宗皇帝御筆，尤其引人注目，匾額制作精良，四周云龍紋罩邊，貴氣雍容。由皇帝賜匾“理學名家”，想來方逢辰當年名頭一定不小。

　　但據我看來，淳安歷史上能稱理學家的只有錢時一人。方逢辰的理學思想，承繼的是朱熹學派，“以格物致知為本，以篤行為修己之要”，講求“正心誠意”，推崇二程（程顥、程頤）、周子（周敦頤）與朱熹。從他目前遺存的著述看，他的理學并未形成體系，不足以開宗立派、以啟山林，對后世學術產生深遠影響，只零星見于其散論文中，如《贛州興國先賢祠堂記》曰：

　　周子將教人以窮理之所自來，不得不探天地之根、極萬物之源以為言，故名曰太極。又以其形形而實無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二程子將教人以體理之所實在，則不得不就日月事物切近者為言，故曰道不離器，器不離道。

　　這是《易經·系辭》關于“道”“器”關系的論述：“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器為道之體，道為器之用；體用一源，如影隨形，所以說“道不離器，器不離道”。二程與朱熹用“體理”來表述，實質一也。

　　明清之際思想家、史學家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認為方逢辰：“蓋淳安之學皆宗陸氏，而先生獨為別派一也?！蔽覀冊诜椒瓿降奈恼轮写_實可以看出，講究“理”與“氣”結合，在官場中更是一身“浩然正氣”，不與內豎、權相沆瀣一氣，敢于直言時政，導致“七起七落”，但在理學上絕非“獨為別派一也”。

　　其次，我也不認可黃宗羲所謂“蓋淳安之學皆宗陸氏”的說法，竊以為，淳安學者其實大多數是宗朱氏的“理學”，朱熹幾次三番到瀛山書院講學，私淑弟子云集，“理學”成為一門顯學，起到了很好的引領示范作用。陸九淵并沒有來過淳安，南宋時期，“心學”傳播還屬于初始階段，許多學者仍然將它歸于“理學”的范疇。錢時作為淳安“心學”的代表人物，他只是陸氏的再傳弟子，著書立說，開壇授徒，取得學界廣泛的認可，也都需要一個過程。

　　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標題是“理學名家錢時”，有人微信上留言說，應該叫“心學名家”。這個建議提得好，我先前就有過考慮，歷史問題往往如此，同一現(xiàn)象站在不同時代、不同角度去看，得出的結論是不一樣的。當時的“心學”遠未成氣候，大眾的認可度和辨識度不高，把“心學”（二陸）、“象數”（邵雍）、“元氣”（張載）、“太極”（張栻）等其他學派皆歸于“理學”，這是可以理解的。朝中大臣甚至有斥之異端邪說，指摘為“偽學”的，這些都不足為奇，新生思潮從來是伴隨罵聲而誕生的。

　　話說回來，如果“淳安之學皆宗陸氏”，那么，直到明代王陽明弟子王畿蒞臨瀛山書院，也大可不必借《重修瀛山書院記》一文，隱晦地表達“心學”意欲主講瀛山書院，充分利用其弟子周恪（時任遂安縣令）和其兄周怡（太常少卿）的便利條件，力促書院由朱熹的理學轉向陽明心學，占領文化思想高地，盡可能地爭取熱衷者、信奉者和追隨者，比如像方應時這樣的，從瀛山書院走出來的高才生。

　　四

　　書院作為一個文化陣地和學者講會的平臺，歷來成為各派學者眼里的重要資源，不辭辛勞、輾轉游學，傳播各自學術主張，可謂你方唱罷我登臺。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當時的一種社會思潮和文化現(xiàn)象：自我意識的覺醒，文化表達的張揚，熾熱、活潑、寬松、自由。

　　先祖的遺風流韻悠悠綿長，始終在方逢辰的血液里徜徉。不成理學家，必為教育家。

　　方逢辰在《青溪縣修學記》講述了興學的重要性：淳祐辛亥（1251年），石孝聞為令尹，志于修建學校，立志“以禮義救人心之溺”，并帶頭捐贈俸祿，同鄉(xiāng)也相于籌措，終于寶祐二年（1254年）竣工。方逢辰稱贊石孝聞此舉：“固足以見尹無仇民之政”，一改青溪縣多年以來，官吏以賦稅為功，“守迫之令，令迫之民”，以致于“弱者買吏為安，強者伍吏為市”的局面，鼓勵官員積極興學。

　　另在至元乙丑（1285年），受邀作《常州路重修儒學記》一文中，認為三代以來，“學校廢，教法衰，人之道不立，天下遂為紛紛爭戰(zhàn)之場”，教育崩壞是導致國家體系、人倫綱常崩壞的主因，此后，之所以斯文未喪，皆因孔孟之教不廢：“后之學孔、孟者，其以四書為根本，以六經為律令，格物致知以窮此理，誠意正心以體此理……庶不負天之未喪斯文之意?！痹诜椒瓿娇磥恚d學辦教育不但可以知禮義、守斯文，而且可以固人心、穩(wěn)社稷。

　　“人生而群，不可無教”，這個理念來自于父親。

　　方逢辰父親名叫方镕，字伯治。據嘉靖、光緒版《淳安縣志·儒林》載：少以詞章名兩魁，郡試后，棄舉業(yè)，盡心圣賢知行之學。日訓諸子，所講明必以窮理盡性為先，至于應事接物，則以持敬實踐為功。后授宣教郎，秘書省檢閱文字轉奉直大夫，兩淮制置司參謀官。

　　方逢辰是家中老大，二弟方逢振，字君玉，景定三年（1262年）進士，歷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遷大府寺簿。宋亡退隱于家，講學于石峽書院，人稱山房先生。三弟方逢源。

　　妻子名叫邵滿，據方逢辰《恭人邵氏墓志銘》載：“方逢辰之妻，乃吾母夫人之姪也，名滿，生于嘉定癸未十六年（1223）六月十日，以淳祐辛丑（1241）歸于我……男三人：國孫、夢孫、鄱孫；女三人：省女、福女、孑女。”可惜34歲那年就去世了；方逢辰在墓志銘中稱贊妻子“秉心塞淵”，說她持家用心，踏實深遠。

　　另據《蛟峰先生阡表》載：“（方逢辰）再娶朱氏，子男三人，長梁太學生，次棟，次杰。女三人，長（德純）適修職郎無為軍無為縣主簿徐敏中，次（德恭）適武學生項雄飛，次（德溫）適邵元廷?！?/p>

　　朱氏所生長子名叫方梁，于至元戊寅（1338年），出任石峽書院山長。據牟山獻《重修石峽書院記》載：“至元戊寅，浙西按察僉事夾谷之奇聿至嚴陵，以書院中更多故，漸至頹廢，命公之子梁為山長，任其經理?！?/p>

　　兒子接替書院“山長”之位，乃是順理成章。這樣他就可以騰出更多時間著書立說。三元宰相商輅曾在《蛟峰方先生文集序》里說：“茲先生裔孫淵應貢來京，偕其姪兵科給事中輔，持先生遺文見示，俾為之序噫！先生之文如秋霜烈日，類其為人，覽者當有自得。奚俟予言，特以用世之志有禾盡遂，人固無能知者?！?/p>

　　商輅說的這個“裔孫”，是方逢辰五世孫方淵，搜集整理了方逢辰散失的文章，輯為《蛟峰方先生文集》八卷，親自到京城請商輅寫篇序言。商輅對此評價頗高，謂之“文如秋霜烈日”，跟他的為人一樣，正氣凜然，豪健奇挺。

　　商輅在其文集序言中還有提到：“其職業(yè)止于修撰而已，先生所著有《孝經章句》《易外傳圖說》《尚書 中庸 大學釋傳》《名物蒙求》諸書，是皆文集所未載者。”

　　歸隱期間方逢辰也是以詩詞寄懷，他現(xiàn)存詩歌數量不多，總共42首，收錄于《全宋詩》。

　　作為薪火傳承人的方逢辰，教化育人是立德，書院傳承是立功，著書立說是立言，此謂之“三不朽”。方逢辰的“七起七落”與其文化品格息息相關。他是一位官員，更是一位學者，一位教育家，一位傳薪者。傳薪者一個重要的標簽，就是不會被浮云遮眼、欲念加身，不會隨波逐流、與世沉浮。這是一種態(tài)度，是一種堅守，是一種自信，是一種精神，是一種力量，更是一種融入骨子里的高貴。

千島湖新聞網　編輯：程就 姜智榮